浅见洋二赵蕊蕊│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浅见洋二教授的杜甫研究访谈

Original 浅见洋二赵蕊蕊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总第141期。

浅见洋二，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

赵蕊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日本大阪大学浅见洋二教授是日本宋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已有四十余年，主要致力于唐宋诗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出版的专著有《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浅见教授对杜甫的认识相当深刻。在其论著中，杜甫常被当作开启某种文学现象的先驱者，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人物。本次访谈主要涉及浅见教授对“诗史”的阐发，杜甫在中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日本新世纪的杜甫研究状况等。

赵蕊蕊：在您的专著《距离与想象》中，不管是论述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还是阐述宋代文学的特征，您几乎每篇论文都提到杜甫。其中关涉的话题主要有“题画诗”、“形似”论、“诗史”论等等。您个人是不是非常喜欢杜甫？另外，您还在专著中提到唐代到宋代这段时间，中国诗学观念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您不仅关注唐宋诗学的“变革”，还注意到了其中很多的“不变”和继承。那么，您认为在唐宋诗学的“变”与“不变”中，杜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杜甫在您的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浅见洋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他的诗歌表现幅度极其广泛。从各种观点来通览中国诗史，都会发现杜甫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中国诗史，不管从哪里，怎样划分，都会发现杜甫的影子”。

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想每个人都比较喜欢杜甫。他的诗歌包罗万象，能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研究课题。杜诗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沉重的悲哀情调，后人常用“沉郁顿挫”来评价他的诗风。读杜甫这类诗歌，一次不能读太多，因为杜诗的沉重会让人跟着变得沉重。吉川幸次郎先生曾经论述过杜诗中的悲哀感，他认为杜甫不善于“扬弃”悲哀，经常使悲哀变得更加悲哀。这和苏轼不同，苏轼在诗歌表现上常常能把悲哀化解开，所以他给人留下一种旷达的印象。其实，杜诗并不都是沉郁顿挫的，其中也有一些主题比较轻松的。作为读者，我现在更加喜欢杜甫那种让人读着感觉轻松愉悦、没有太多浓厚政治色彩的诗，像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春夜喜雨》《江村》《客至》等描写个人日常生活、农村田园类的诗歌。“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这些诗句总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另外，我还比较喜欢南宋陆游那些与淳朴的农村人饮酒、闲话家常的诗，杨万里那些描写儿童的诗、范成大的田园诗等等。

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杜甫集合了前代那么多优秀诗人的才华，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能把前代诗人的智慧成果放在他自己的艺术熔炉里冶炼，然后铸造出传神的作品。在诗歌创作上，他能集众家之所长，“兼人人之所独专”，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精神，在语言、内容、体式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杜甫的成就不仅是承前，更重要的是启后，他对以后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深刻影响。

研究宋代文学，杜甫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几乎每个文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杜甫影响。宋代很多文学现象和诗歌传统都可以在杜甫那里找到源头。我的很多论文都是受杜诗的启发，可以说是以杜甫为基础的研究。宇文所安曾经说过，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像英国文学史上的莎士比亚。如果从日本俳句史的角度讲，杜甫的地位相当于松尾芭蕉。杜甫是把中国诗歌创作推向巅峰的“诗圣”，松尾芭蕉则是把日本俳句创作推向了巅峰的“一代俳圣”。值得一提的是，松尾芭蕉非常崇尚杜甫，他的很多俳句都是模仿杜诗创作出来的。

赵蕊蕊：目前学界关于“诗史”的讨论很多，但我发现您对于“诗史”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您从个体的角度来认识杜甫的“诗史”，而中国学界普遍强调“诗史”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不知您是如何发现这个有趣的问题的？

浅见洋二：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文学作品与历史，文学研究与史学，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从唐代末期到宋代，把杜甫的诗作称为“诗史”的说法很流行。宋人谈论的“诗史”，一般指的是用“诗”写成的“史”，或者是作为“史”的“诗”。宋代“以史为诗”“以诗为史”“诗中有史”的说法，可以说都在杜甫论的框架中。其实在我写有关“诗史说”的论文之前，已经有中国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清代章学诚在谈论韩愈、柳宗元的年谱时就说过“文集者，一人之史也”。还有很多学者写过相关论文，像刘明今、葛兆光、许总、张伯伟等，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论述过“诗史”。但是，我发现对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这类书籍和它们形成、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还有这些书籍的出现与“诗史说”反映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关注，所以就写了一篇《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论文来论述这个问题。

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诗人年谱。这些年谱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传”，也就是记载个人生平的传记。它们常常是附在诗集中来流传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宋代文人在整理、汇总传世文献，编纂别集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存在，那么诗人年谱的特性就很明显了。举杜甫诗集的编纂情况来说，现存最早的杜甫诗集一般认为是王洙所编的《杜工部集》，采用的是编年体的方式。之后的杜甫诗集的编纂整体情况非常复杂，有“分类体”也有“编年体”，有的“分类体”也是在分类的框架中按照创作时间来编的。这就体现了宋人在编纂诗集的时候确实存在着一种追求编年的倾向。

这种倾向性对宋人文学观的表达有所影响，比如作品创作时的“时”“世”以及其中产生的诗人的“意”之间的关系，还有“少年”“壮年”“老年”阶段的诗风变化等在宋人那里论述得很多。虽然之前也有类似的议论，但都是处于一种短片式的、不成熟的状态。宋代这种议论大量的涌现正是因为年谱、编年诗文集的出现才成为可能的。宋人在反映“时事”的同时，常常忠实地反映诗人的存在，也就是诗人们的“出处（经历、事迹）”和“意（思想、心情）”。像宋代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用“纪年”“时事”“出处”“诗”四栏表格的形式记录，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苏轼内心世界和他诗作的特点。这种特性也就是“知人论世”。另外，南北朝时出现的“一官一集”，也就是文人每做一个官就编纂一部作品集的现象，在宋代也有很多。宋代诗人多在诗的题目上写明年月，有时也用自序或自注的形式标明创作时间。这种方法既方便自己回忆过去，又便于将来编纂者整理。之前“诗史”的叫法基本上是对过去诗人的诗使用的，但是到了南宋，也有把同时代诗人的诗称作“诗史”的了。宋代这种“文学的历史学”眼光，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形，但是仍然被我们继承下来，并运用于中国诗歌的阅读中。我们通过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既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追踪某位诗人和他的诗歌全貌，又可以探讨诗人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意图等等。

赵蕊蕊：《中国诗歌中的儿童与童年——从陶渊明、杜甫到陆游、杨万里》，在描写儿童和童年的诗歌中，杜甫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人物。请问您是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

浅见洋二：川合康三先生曾经写过一部《中国的自传文学》，他发现中国早期的自传类作品，像蔡琰的《悲愤诗》、庾信的《哀江南赋》、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有个共同点，都是在哀叹主人公遭遇乱世，流落在夷狄之地的不幸，关注的是自己人生的变化，但主要是外在的变化，而不是内在的变化。从杜甫开始，自传诗中有清晰轮廓的诗人自我登场了，而且开始关注自我的内在变化，这是和之前自传诗不一样的地方。在杜甫之后，这类自传诗逐渐出现。我的论文可以说是受到川合先生的启发，再加上近几年我对杜甫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比较感兴趣，发现他的这类诗中有追忆自己童年的表现。所以，我就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儿童和童年，考察了中国古代诗人是怎样描写儿童的，又是怎样追忆自己的童年的。

通过考察，我发现儿童在儒家的规范下，总被描写成“缩小版的大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老成的儿童一直被称赞，纯真的儿童有被否定或排除的倾向。陶渊明率先在诗歌中表现“纯真的儿童”形象，之后直到杜甫才有类似的表达。陶渊明、杜甫开拓的这一主题到宋代被广泛继承。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的诗中都有类似主题的呈现。而且从杜甫开始，之后的文人在描写儿童或追忆童年时，常常与田园生活联系起来，并且带有浓厚的乡愁。在描写儿童和童年方面，杜甫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就像前面所说的“中国诗史，不管从哪里，怎样划分，都有杜甫的影子”，在中国文人描述“儿童”“童年”的话题上也完全适用。

赵蕊蕊：杜甫不仅对中国文学有深远影响，对日本文学也有很大影响。杜甫的诗集最晚在九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是由留学僧圆仁携带回国的，但是当时并不如白居易的诗歌受欢迎。杜诗受瞩目应该是在之后的镰仓、室町时代。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小技”——五山禅林の詩僧にとっての“道”と“詩”》的论文，题目中您为什么选用杜甫《贻华阳柳少府》中“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这句？这篇论文在中国大陆没有翻译版，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浅见洋二：我非常喜欢杜甫的这两句诗。在别人请我写字的时候，我也常写这两句。在这两句诗中，为衰老残弱的身体感到羞耻的杜甫说出了自己写文章、作诗的情况。他认为“诗”是微不足道的小技艺，对“道”也就是儒家的根本原理没有多少贡献。这里的“道”不仅含有伦理、道德的因素，还包涵“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成分。后面的政治成分可能还是重点。

杜甫也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道”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来尊崇。正因为“道”是至高无上的，杜甫才为达不到那样高度的自身感到羞愧。问题是，人们认为“文章”与“道”有怎样的关系？杜甫真的是像普通的儒生那样，认为“文章”是由“道”而来，扎根于“道”的吗？

大儒朱熹批判苏轼（但实际上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观点在后来由苏轼继承）的思想是“文自文而道自道”（《朱子语类·论文》卷一三九）的错误思想。我觉得这种“文自文而道自道”的思维方式是很有趣的。在我看来，“文是文，道是道”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近代的”的思维方式。直到近代，文学才呈现出了置身在与公共权力无关的场所的倾向，但是与此相近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或许还不能得到承认。

“反正诗不过是‘小道’，登不上大雅之堂，所以还是在‘公’以外的‘私’的场合尽情地写想写的东西吧”，假如杜甫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就可以说是具有了“近代文学的自觉”。顺便说一下，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也对杜甫的这两句诗也非常敏感，他从信奉“道”的立场评论：“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卷一六）虽然洪迈认为杜甫的诗句是有感而发，只不过是过于激动的“失言”，但是他认为杜甫的诗句，应该是有偏激和危险成分的，让人不得不把它作为“失言”来加以压制。可以说，“近代”就隐藏在这种危险中。

杜甫的诗谈到的“文章”和“道”的关系，在“五山文学”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选了这句诗作题目。在这篇论文中，我主要探讨的是五山禅僧怎样认识“道”和“诗”，他们是怎样继承杜甫的“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又是如何深化这个说法的。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句非常有名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学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不朽的盛事。与他的观点不同，杜甫提出了“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认为写文章或者是写诗就是小技艺，相对儒家伦理道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是说杜甫否定写文章，我觉得杜甫是文学大家才会这样说，写文章对像他这样的大家来说就是小技艺，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自信。之后，又有很多人阐发“道”和“文章”的关系，像韩愈、洪迈、罗大经等人都进行过讨论。“载道”“贯道”的说法在宋代很常见。他们所说的“道”指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认识世界的根本。

杜甫的这种说法，在中国禅僧那里也能看到。大家都知道，禅宗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最初，禅宗是讲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唐代中期，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泛传播。士大夫与禅僧交流越来越多，有的禅僧在出家之前就是科举落榜的读书人，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虽然“文字”和“禅”是矛盾的，但是当文人把写诗当作一种禅宗修为，或者在创作中融入禅意的时候，这两者就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宋代惠洪所说的“文字禅”。虽然“文字禅”是由惠洪提出的，但实际上唐代后期就已经由当时的禅僧在实施了。

随着“文字禅”与禅僧的诗文创作相联系，以儒家思想为后盾的中国文学论也被引入到了禅林社会。杜甫所说的“道”和“诗”的关系，也不断被禅僧们阐发。比如，中国禅僧竺仙梵仙（1292-1348）说过僧人应该“学道为本，文章次之”，还有独庵道衍（1335-1418）也说过“诗之去道不远”。我之所以举这两位禅僧，是因为他们与日本禅僧都有交流。道衍给五山禅僧义堂周信（1325-1388）的诗文集《蕉坚稿》写过序，“诗之去道不远”就是出自这篇序文。对僧人来说，“道”是他们修行的禅宗。道衍的这句话就是在儒家的文学论的基础上，把目光转向禅家的文学论了。另外，竺仙梵仙在1329年来过日本，在与他弟子问答中提出了“学道为本，文章次之”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会道，不能作文也无妨”。

在他们影响下，五山禅僧也有很多“道”和“诗”的论述。如义堂周信的“见说文章一小技，谁能传道到玄来”，“小技文章不值钱，争如默坐只安禅”，“道之与文，譬若一树而有根柢枝叶之有别”，还有中岩圆月也说过“诗文干道为小技，试将大道俱相论”等等。从他们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出在镰仓时代的渡日僧的影响下，五山禅僧的“诗”和“道”关系论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禅学色彩。

赵蕊蕊：我们都知道杜甫在宋代的地位极高，中国学者也从才学、才法、诗学流派、诗学观念等角度出发有所阐述。结合您的研究成果，您认为宋代文人为何如此尊崇杜甫，杜甫对宋代文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浅见洋二：宋代文人普遍尊崇杜甫，他们推崇杜甫的人格，把杜诗当作诗学典范，在内容、风格、诗歌技巧等方面认真学习，仔细研究。在宋代，注释杜诗非常盛行，甚至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局面。在我看来，宋人之所以选择杜甫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一是因为他“一饭未尝忘君”的伟大人格;二是杜诗几乎囊括了诗歌的所有题材，就像王禹偁说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对宋人来说杜诗是学习的无尽宝藏;三是杜诗有法可学，黄庭坚说“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

总之，杜甫可以说是对宋人影响最大的诗人。他不仅是宋人膜拜的道德典范，也是他们创作的学习典范。杜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特色，被称为“诗史”。宋人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王禹偁、梅尧臣、苏轼、陆游、文天祥等人的诗中有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宋人还注重学习杜甫的创作技巧，尤其是江西诗派，他们不仅在诗语、诗风上学杜，还在句法、章法上学习杜甫，把杜甫尊为“一祖”。江西诗派在宋代的影响力非常广泛，像南宋的文学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最初都是学习江西诗派，而后再学别家，但是杜甫一直是他们学习的典范，他们最后成为南宋的文学大家，也跟学杜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整个宋代都弥漫着学杜、仿杜的气息。

赵蕊蕊：中国萧涤非先生的《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日本兴膳宏先生补注;吉川幸次郎先生主编的《杜甫诗注》（岩波书店，2012年）、松原朗先生、下定雅弘先生编的《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年），还有美国宇文所安先生的《The Poetry of Du Fu（杜甫诗）》（Boston：De Gruyter，2016），可以说是目前最著名的“注杜本”了。很有缘分的是，您跟这几位编注者都有接触和交流，能谈一下他们各自“注杜”的特点吗？

浅见洋二：这几位学者都是非常优秀的杜甫研究专家。至于说他们各自“注杜”的特点，其实在这几部书出版后，已经有学者分别介绍过。我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吧。首先说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这本书的编纂过程比较长，也比较坎坷，中间曾经因为萧涤非先生病逝搁置了很长时间，后来在萧先生的弟子张忠纲先生的主导下完成。在编注的时候，萧先生曾经带校注组人员到杜甫去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后来还写了一本书《访古学诗万里行》。这部书参考了近三百种重要的杜集版本，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的宋元杜集刻本和明抄本，在校勘方面非常谨慎，在注释的时候注重吸收杜甫研究的新成果，评论方面也有独到之功。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比较尊重杜集祖本，以最接近杜集祖本原貌的《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影印本）为底本，当然也参考了其他许多杜集版本。与编年本不同的是，谢先生没有改变祖本的编次，而是把编年放到每篇作品之后，在书的最后附上《年谱简编》。从谢先生的这部书，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杜甫集的最初面貌。谢先生是研究杜甫的专家，在杜诗的语言艺术、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作过详细的探讨。在注杜的过程中，对前人注说有争议的地方加以详细辨析，注意考究词的来龙去脉、涵义变化，对杜诗的语言阐释得非常精准。最让人敬佩的是，这部书是由谢先生独自完成，可以说是一部倾注谢先生心血的巨著。

接下来谈一下日本学者的“注杜”特点。一般来说，日本学者在注释中国古典诗歌时，因为面对的是日本读者，往往注释得比较详细，对诗中的每个词语，像人名、地名、官名、典故、之前的经典用例等都会认真对待，作出详细的阐述。在翻译的时候也非常审慎，对于有争论的词语，都是在读书会上经过许多学者讨论，然后得出切当的解释。如果词语实在难解，也会注明它难解的地方，或者直接说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提到的日本的两部杜诗注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兴膳宏先生补注的《杜甫诗注》，最先由吉川幸次郎先生发起。可惜仅完成了五册，吉川先生就去世了。这部书着重注释方面，并没有详细阐释诗意。松原朗、下定雅弘两位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是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底本来翻译的，在翻译的时候对杜诗的注释作了很多补充和考订。这部书大约由四十位日本学者编著而成，杜诗的注释和诗意的准确性非常高。每首诗后面首先是诗的押韵情况，接下来是解释题意，让读者简单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题目的大概意思，之后是把杜诗翻译成日语，最后是诗歌用语的阐释。在每卷的后面附有“用语说明”“人物说明”“杜甫中国行迹图”等，还有几位教授研究杜甫的新成果，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杜甫，读懂杜诗。

最后谈一下西方译注杜诗的情况。宇文所安先生经历了八年完成了《The Poetry of Du Fu》。在宇文所安之前，西方也有部分翻译杜甫诗歌的书籍，比如说有查赫（ErwinVonZach）的德译《杜甫诗集》，还有美国华兹生（BurtonWatson）的《杜甫诗选集》等，但宇文所安的这部书，可以说是首部将所有杜诗翻译的英译本。宇文所安在把杜甫诗翻译成英文后，又作了简单的注释，所以他这部书是一部具有普及性的注杜本。我们知道，翻译是一件对语言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尤其是在韵律、词的对应，文学性方面对译者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把难解的杜诗全部英译出来是非常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这部英译本在选择底本、诗歌编次上都非常讲究，在具有普及性的同时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赵蕊蕊：日本可以说是域外研究杜甫的一个重镇。2017年10月6日，日本杜甫学会在山形大学成立，创办的刊物《杜甫研究年报》这两年刊登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用诗人名字成立学会的例子在日本并不多，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杜甫的关注度。2018年，刘宁教授对中国大陆新世纪的杜甫研究作过一个综述。那么，您能介绍一下日本新世纪杜甫研究的情况吗？

浅见洋二：日本的杜甫研究，可以说历史悠久。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的文人都把目光投向杜甫，像平安时期《千载佳句》，五山时期的《杜诗续翠抄》《杜诗抄》等，江户时期的《鳌头增广杜律集解》《杜律详解》等。不管是记载杜诗佳句，还是抄写、训读、评论杜诗，都反映了杜甫在日本影响的深远。

从明治时代到上世纪末，日本出现了很多研究杜甫的学者，像近藤元粹、森槐南、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黑田洋一、铃木修次等，还有仍活跃在学界的加藤国安、松原朗等。这段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也是研究杜甫非常重要的时期。

新世纪以来，日本研究杜甫的著作主要有：庄鲁迅《李白与杜甫——漂泊的人生》（大修馆，2007年）、宇野直人《杜甫》（日本放送协会，2007年）、宇野直人、江原正士《杜甫——伟大的忧郁》（平凡社，2009年）、兴膳宏《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岩波书店，2009年），这几部著作大都属于通俗性的普及读物，以介绍杜甫的经历和杜诗赏析为主。后藤秋正《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与诗语》（研文出版社，2011年）是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把杜诗分成三类来研究，还对杜甫与诗语的关系作了相关考察。

此外，日本学术界还有很多研究杜甫的论文。日本学者主要从杜诗的批判性、杜诗的注释问题、杜诗与其他诗歌的比较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主要的学术论文有：

一、杜诗的批评性方面。谷口真由实《杜甫的社会批判诗与房琯事件》（《日本中国学会报》2001年第53集）介绍了房琯事件的背景，及此事件对杜甫意味着什么。杜甫反对罢免房琯，是从守护民众生活的角度来为他辩护的。论文还举出杜甫的社会批判诗《三吏》、《三别》来分析，认为杜甫在经过房琯事件后对民众的关心更加具体，官僚的政治责任感也更强烈，对民众苦恼的描写不仅是停留在客观的、外部的层面，还站在民众的立场，深入到内部的层面，对社会的批判也更加深刻。

二、日本学者对杜诗的注释问题关注较多。如太田亨《杜诗注释书<心华臆断>——日本禅林中杜诗的解释情况》（《日本中国学会报》2002年第54集）围绕心华元棣的杜诗注释书《心华臆断》，调查了五山初期、中期、末期杜诗的接受情况。心华元棣可以说是日本解释杜诗的先驱者，其书《心华臆断》的出现对杜诗在禅林中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他通过考察《续臆断》《杜诗续翠抄》《杜诗抄》等杜诗注释书，阐明了现在已经散佚的《心华臆断》的成立过程、注释方法等，发现心华元棣在注释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宋元诗学研究的影响。太田氏的另一篇论文《日本禅林中的中国杜诗注释书的接受——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日本中国学会报》2003年第55集）介绍了五山初期禅僧重视《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黄希、黄鹤补注;徐居仁编），而到五山中期、后期禅僧则重视《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刘辰翁评点）的现象。论文分析了中国禅林中杜诗注释书的流行、普及情况，以及《分类本》和《批点本》传入日本的过程和在日本流传的情况，并深入分析了五山禅僧由重视分类到重视评点的理由。还有佐藤浩一的《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超万个音注之意味》（《日本中国学会报》2006年第58集）注意到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问题。佐藤氏从仇兆鳌、一般读者、皇帝的角度论述了《杜诗详注》中为何出现超过一万的音注。他认为从仇兆鳌自身的角度来看，是为了更好地“诵习”杜诗，可以通过注释来考证古音，了解杜甫生活的时代。仇兆鳌如此热心于音注，是希望一般读者能够正确认识杜诗的发音，正确阅读杜诗。此外，以古雅的方式进呈给皇帝，方便皇帝阅览，也是他热衷于音注的一个原因。长谷部刚《杜甫<兵车行>与古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2004年第56集）从杜甫《兵车行》中的注“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流水一溅溅”是否为杜甫自注论起，通过考察《宋本杜工部集》的“王洙、王琪系”和“吴若系”，认为上述注释是杜甫自注。论文还分析了注中用“古乐府”而不用“木兰诗”的原因，认为《兵车行》是继承了汉代乐府精神的“新题乐府”，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样，都是采用题下注的形式来提示主题和写作动机。

三、杜甫与其他诗人的比较。好川聪《韩愈长编回想诗——与杜甫相比》（《日本中国学会报》2008年第60集）论述了中唐文人尤其是韩愈创作了很多回顾以往人生的自传诗（回想诗），如被贬阳山时回顾之前，离开阳山后又回顾阳山的被贬生活等。论文提出，韩愈的回想诗在很大程度上受杜甫的影响，并详细论述了韩愈如何继承杜甫，又如何从杜甫的规范中跳出，创作出具有个性的回想诗。好川氏另一篇论文《从安史之乱前后的李杜诗看唐宋变革》（《日本中国学会报》2016年第68集）也涉及到回想诗方面的内容，指出安史之乱前后李白、杜甫诗歌有很强的记录性。论文还陈述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李杜以往信奉的世界突然崩坏的非日常性的体验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这种非日常体验让现实和诗人的作品之间的距离缩短，使他们开始注重日常的记录，注重作品的编年。关于唐宋变革，学术界对杜甫的关注较多。但事实上，李白在唐宋变革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篇论文就从韩愈、元稹、刘禹锡等人的长编回想诗的角度论述李白的重要性。

近年来，日本学者对杜甫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如宇佐美文理《杜甫诗中的视觉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2017年第69集）论述了杜甫视觉中的世界（或风景）。论文介绍了杜甫把他看到的风景展示给我们，从而创造出了与读者共有的新的映像，认为杜诗中的风景是可见的，杜甫视觉中的风景已经从单纯的形色上的风景脱离出来，而变成了艺术化的“意义”上的风景。

以上就是日本学者对杜甫的研究状况。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一直都在向前推进，取得了很多成果。这里只陈述了部分内容，其他学术刊物上还有很多关于杜甫的研究。总体上说，日本学者善于从细小方面发现问题，从具体且微观的角度展开，可以看作是中国杜甫研究的补充。

赵蕊蕊：杜甫研究在文献整理、生平交游行迹、诗体研究、艺术的多维探索、杜甫思想、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域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杜甫研究已经很深入了，您认为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

浅见洋二：文学研究最基础的是作家作品研究，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杜甫研究的创新同样绕不开他的作品，以往基础性的研究主要围绕杜甫的诗歌写了什么内容，是怎样创作的，有哪些题材、运用了哪些技巧，体现了什么样的风格和思想，杜甫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背景等等。近些年，杜甫研究确实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杜甫作为文学史上的大家，永远都有话题可以研究。杜甫研究的创新要克服封闭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拓展研究思路，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新世纪我们享受的学术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复现象。避免重复不是说完全抛弃以前的研究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转变思维方式，不故步自封，不把研究思路固定在原有的框架中。杜甫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诗人，我们的研究也要不断成长。在研究时要做到独立自觉，不能盲目依靠西方理论，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寻找新的切入点和有意思的话题。文学研究要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有生活气息。

赵蕊蕊：您的两本专著不仅关注诗歌的创作过程，还关注诗歌的接受、交换、流通等问题。我们发现您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您方便透露最近的研究课题吗？是否与杜甫有关？

浅见洋二：确实，近几年我关注的点主要在文学文本的“接受、交换、流通、传承”方面。文学文本存在的社会领域，可以分为公共领域（以皇帝为顶点，被权威、权力统制的官僚士大夫集团构成的领域）和私人领域（可以分享思想、心情，生存在共同的日常生活空间下，由亲友构成的领域）。最近几年，我着重考察文学文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存在状态，并对文本的“公”和“私”进行了相关研究。作为其中一个成果，可以参看拙论《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论文题目明确了，这个研究是把焦点放在了苏轼的尺牍和文集编纂方面。

最初，尺牍这种文本是在私人领域内被接受和传承的，是不被收入文集的。文集是文学文献作为公共文本的保证，也就是说，文集是在公共范围内流传的，尺牍在文集这个承载体里面是不合适的。但是，到南宋的时候，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许多大文豪的尺牍开始被编辑、收录到文集里了。我就以这样的视点为中心，论述了社会领域中苏轼文学文本的“公”与“私”的关系。

近年来，我另外一个研究是，围绕陆游和杨万里的研究。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学最重要的是，在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了儿童、老人等社会的边缘群体。可以说，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具有先驱性的。

另外，在今年开始刊行的由川合康三先生主编的《新释汉文大系·诗人编》（全12卷，明治书院）中，我承担的是陆游的部分。现在开始着手做这项工作了。

近些年，我的研究主要是以宋代为中心，很遗憾的是，我对杜甫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研究。但是无论是苏轼，还是陆游、杨万里，他们的作品都很明显地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杜甫是中国诗史上最大的转折点。在杜甫以后的诗人中，几乎没有不受杜甫影响的诗人。有趣的是，越优秀的诗人，受杜甫影响越深。或许是平庸的诗人很难掌握杜诗的本质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影响平庸者的大多是平庸者，相反，影响优秀者的也大多是优秀者。从这点来看，给予苏轼和陆游影响的杜甫，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